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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族五千年的血淚史和解決方案

中華民族,目前我們,遠古先不要說,我從小他們就一直說我是未老先衰,因為我從小就會去考慮這些問題,我曾經在一場學術報告當中,我說了一句話,人們聽了以後很驚訝,包括我自己說完以後都覺得驚訝的話。那時侯在國外講了一場學術報告,其中主要對象是我們中國人,留學生和駐外使節,我其中講了一句就是說:我們中國所謂五千年文明史,換成我說,是五千年的血淚史。

我們的文明建立在什麼上?----建立在一種新的制度推翻一種舊的制度,同時前者都成為後者的推翻對象。包括到推翻了所謂的封建王朝的這種建制,形成了國民共和,那麼也是同樣以一種武裝暴動推翻,如果沿襲這條路走下去,也不能夠排除某一個政黨以武裝暴動推翻現行的體制。因為本身它已經種下這個禍種,第一。第二,按照這種規律去尋訪,我為什麼說五千年是血淚史呢?

其實始終到現在,沒有達到了真正的還政於民,所以我們中國沒有一部真正的憲法,我們的黨章就是憲法。所以這個憲法就應該是把每一代人的經驗與教訓載入這個選擇的憲法之中,這個憲法是享有至高無上的,所以這樣的話,就是國家的這種結構,從政體到國體的發展,只是說經驗越來越豐富,然後制度越來越完善,然後秩序越來越合理,而不是建立在一種新的學說,或者一種新的理論,或者是一種新的政權推翻一處舊的政權,把原來舊的全盤否定,它有可取之處,那麼新的也不見得完全正確。那麼如果是這樣的發展,五千年以致五萬年也是一部血淚史。所以何談發展呢?好,發展五十年,當一個新的政權代替一個舊的政權以後,那它要重新建立起一種穩定的各種社會秩序,那它就會把原來的崩潰重新建立,花費很長的時間,然後周而復始,老用這種方法去做。那顯然,從發展上來說,都不能說以某一個方面,以某一種理論或某一種局部的學說來作為中華民族的精神支柱。中華民族的精神支柱呢,我們大家都在尋求,不過到我們這個年代,我認為是迫在眉捷的時候了。如果尋找不出一種意識形態上的統一,那目前,從現行的社會狀況,包括現在的這種政權結構,已經是千瘡百孔了。正如鄧小平以前所說“整黨亡党,整國亡國”這句話說得不過份。那什麼原因呢?就是說,如果在這種世紀交替的時候,在各方隱藏的足可以引起動盪因素還沒有完全爆發之前,那就必須要尋找一種平衡于各方利益,而且把各方利益作為一個整體的支撐點,認為把個人利益提升到整體利益,把階層利益提升到全民利益,同樣把政黨利益提高到民族利益,建立在這種模式的思想。也可能把這種學說,不管以後它叫什麼學說,但是形式,必須要有這種形式,而且迫在眉捷。那才有可能說,中國就中華民族,乃至於以此來輻射到全球,先以中華民族來說,才能夠達到一種“定恒久宗論和萬世太平”。如其不然,我們中國,在中華民族來說是:建立了文明,又推毀了所謂的文明,又重新建立一種新的文明,所謂新的文明,又被一種新的思潮所推翻、所掩蓋。

如果現在中國到了這個地步,萬一有哪一天,導火線一點燃,那將不是“六四”當時的狀況。而中國的混亂,由於它整體的國民素質和各個集團本身的意識形態的衝突,中國將亂起來,將是一種不可收拾的大亂。一想起來是很害怕的,不過我不管是從我自身要求我自己,同時也要求我的學生,包括你們在內,就是在探索擺脫目前的諸多困境的時候,不管我們用多種形式、多種方法尋求有利於民族發展的這麼一種道路。首先建立在不管是,與其是各種其他制度的改革,改革來改革去都是“換湯不換藥”,所以制度的改變,包括毛澤東到孫中山,都是很典型的制度改變,孫中山他是推翻帝制,從國體和政體進行制度改革,那麼制度改變,你觀念不改變,你還是“換湯不換藥”,畢竟你最後還是走回那條路。那麼,到了毛澤東共融共和,也是同樣對所謂以前舊南京政府一種制度的改變,那目前你還是一樣“換湯不換藥”而已,只是換一個名稱,還是沿襲那種以前的制度,並沒有改變,而且有過而無不及。那就是各種制度的改變,無非就是“換湯不換藥”,而真正的改變是徹徹底底的思想改變。我們有時候開玩笑說,你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不如說你思想改革,當你觀念改變了,制度自然就改變了。你如果觀念不改變,制度怎麼樣改變也是沒用的,畢竟還會走回那條路。

所以,我希望我以我這一生的努力,不管這作用大或小,影響能達到一個什麼樣的影響,畢竟我這一生會做這麼一件事就是:找出一種符合于現代和下一個世紀作為中華民族立足于世界之林的一種統一的思想。它建立在一種全民的共同利益的一種意識形態上,然後不是制度的改變,而是觀念的改變。當觀念改變以後,制度自然就隨著觀念而改變。那麼這樣以後,直至於到以後的發展,從目前我們全球來看,從歐美,他們這種市場經濟和這種資源、能源,已經是形成了極端的泡沫了,基本上已經是差不多了。那麼現在是從這種冷戰結束以後,現在以發展經濟和科技為主,重點由歐美向亞洲轉移,那麼亞洲的騰飛,在某一方面就是歐美的這種衰退。但亞洲為什麼最近又出現了金融風暴?本身是它的金融體制的問題,實際上這種金融的巨浪和混亂和危機本來就是歐美它們自己所搞的傑作。那麼從長遠來看,歐洲的這種市場開發有很大潛力,而且還有很多的的待開發的。因為都是發展中國家或者是落後國家,它的市場有很大的潛力和資源可以開發,那麼經濟的發展必然向亞洲傾斜。

那麼,中國在亞洲來說是第一大國,從資源、能源到市場,都是很遼闊的。那中國要解決的第一點,因為中國如果是在二十一世紀,能夠以一種主要是國體和政體一種觀念的轉變,那麼,中國足可以領導整個亞洲,作為亞洲的經濟命脈和經濟主流。這一點,從中國目前的資源和目前的這種市場來開拓的話,它足可以領導整個亞洲的經濟秩序。因為現在可以以中國看或者是領導亞洲的經濟系統的是日本,但日本它是外向型經濟,它自身是沒有什麼發展的,而中國的潛力最大。那中國應該解決的第一個問題,就是除了觀念改變以後、直接由內陸國家易為海洋國家,就是和臺灣的問題了。

那麼和臺灣統一的問題,依照目前的這種形勢,你談一百年還是沒辦法統一。好,你共產黨就死活握著共產黨的利益、立場,國民黨你抱著國民黨的立場,你談三百年你還是沒辦法統一,除非拋開你兩黨的利益,站在民族的高度立場上,各自作出重大讓步,以民族的發展作為前提,那很快就統一。那這種統一就是沒辦法,你對不起,共產黨和國民黨思想觀念轉變了,這也是當務之急了。當改變以後,如果是臺灣和大陸一統一,把大陸從內陸國家變成海洋國家,直接進入太平洋,那實際上從戰略上來說,掐斷了日本的整個經濟命脈,所以日本它必須依附於中國而發展。當由科技和經濟作為主導的話,如果中國一旦形成這種地位,那麼周邊國家就不用說了,什麼越南啦、馬來西亞、新加坡、泰國它們,我那時曾經說:如果到那一天大中華聯邦,把那些周圍國家都變成大中華的聯邦國家。那都有可能出現這種局面。不僅僅我們自己在做,同時我為什麼經常在作這些報告或在大、小場合我也不回避,那我也不怕:咱老百姓一個,你也不能把我怎麼樣,言論自由嘛。但我從本意上,我希望國家長治久安,這並沒有錯。

那如果是以各種系統讓每一個人,尤其是從政局上產生這種觀念改變以後,第一,從中國來說,它的地理位置和臺灣的統一,那首先就要觀念改變,那形成由內陸國家變成海洋國家,直接進入了太平洋,然後把內陸經濟進入國際領域,那這個作用是非同小可的作用啊。那麼從中國的綜合國力,雖然說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或者說是一個落後國家,全民素質和全民收入都不行,但它的綜合國力,亞洲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夠和中國抗衡的。依照這種綜合資源和綜合國力,那麼,二十一世紀如果就象你剛才所擔憂的,也是我擔憂的,如果能夠尋找出一種全民站在以全民利益作為基礎的一種理論體系,一種信仰,以此來建立國體和政體,以此來規範整個民族,那麼,中國二十一世紀以後,它領導亞洲的潮流,甚至於影響世界潮流,將會形成未來有如人們所說的: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這個並不過份。。

那從歷史潮流來說,它不以人的意志所轉移,因為事物的發展,它是有它的規律性,很多時候是物極必反。目前來說,我認為,當局者如果是很開明的做法,即是:以自己作為主導,然後來進行一次真正的改革,依然還是當局作為主導。那如其不然,它再這麼發展下去,一年兩年、三年五年或許十年八年甚至是一百年、一千年終歸有被推翻的那一天。那這樣,你同樣,後人也照樣罵,就像我們現在在罵清王朝一樣,後人也會照樣罵你這個王朝。因為你沒有為子孫後代著想,沒有建立一種能夠讓子子孫孫都能夠依你的這一部憲法,依你這個理論能夠生存和發展。

“孔孟之道”不適應於現在的中國發展,那麼現在的馬列我認為也不適應二十一世紀的發展。那麼二十一世紀怎麼發展呢?那就看我們大家怎麼樣想,怎麼共同去追尋這種理論體制的建立。我們可以綜合各方面,但是問題,我從擺脫目前這種分離局面來說,我先從科技上入手,而且是已經做出了一定的成就,向人們展示出以這種方法從一個側面上可行,所謂可行就是說,由四種分離走向四種統一,由局部向整體靠攏。這從科技發展中,就是打外圍敲邊鼓來說,這個外圍已經敲響了。當外圍敲響以後,我們華藏中心現在在搞一個規劃,我們有一個規劃部準備成立,規劃部就是對各大企業,然後各個人民團體,從它的組織定位、發展方向、人事組合和管理制度進行給予全面咨詢,然後提供管理人員,那又是從敲邊鼓了。可能我這種制度,我進入一個企業管理,我以我的管理制度,我可以和你以前這種效應來相對比,那麼顯然是我的管理制度比你以前要好得多,那人們就會相互效仿它,那就會走向統一了,就是人與事的統一,從人事組合到各種管理制度,以致於企業的定向和發展方向本身是一個統一點。當然這種制度,如果是擺脫現在某些企業的困境,比如一個長年虧損的企業,我借助我的管理方法,我可以在最短的時間內,從他們的機構改革到人事管理,到各種制度,乃至於它的發展方向、市場定位,完全能夠在最短的時間內去改變這種局面。那無疑是這種制度,那很多虧損企業,它就想來學,相互地模仿它,效仿它,這又是一個方面,而且這個邊鼓也已經敲響了。我想我現在只能敲邊鼓了。那麼再一個方面呢,從一個更高的層次上去規範。現在,我們北京華藏中心建立一種制度,這種制度目前來說雖然還有某些缺陷,但是我已經發現比現在的社會任何制度都好。什麼呢?我的制度是對下負責,對上義務的。你的部門的負責人你是對你下屬負責,對上級是盡義務,對下級是要負責的,所以下級可以改選你。我現在就是採取雙向性,我這個部門的領導成員由部門普選。首先,我先由部門所提交的這種名義來結合我對從縱向上調控我給予幹部的調配,或者給予任命,那我在下一步就會採取扭轉現在局面的。我中心現在還不能完全擺正,因為人們畢竟在原來工作單位那麼多年,習慣那種管理方法了,一時半時不能全盤地托過來,但我下一步就真正採取部門普選了。我這個部門的負責人他當選,那就是竟選,你有你的施政報告,當你講出你的管理這個部門的諸多方法、政策以後,那麼可以和若干個竟選對象,然後這個部門的成員認為你這方法好,那麼他選你。當選取上你以後,這種監督體系馬上跟上去了,如果你在執政期間違背了你當時施政報告的諾言,對不起,你下臺,彈劾你。我現在下一步就準備這麼搞。那我當時曾經給一個人提了這個建議,而且這個人已經採納了,我讓他:“哎,放權。”讓村民、讓村委會普選。農村普選,農村普選,那就不是說:你有背景、有後臺就可以上,而是要有真才實學才能上去的。因為你要面對整個村的老百姓,你要去說你怎麼樣管理好這個村,怎麼樣治理好這個村,怎麼樣帶領全村的村民去奔向幸福美滿,去創造財富,那麼你要說出一、二、三、四、五、六、七,你的真才實學要講出來,人們一聽,噢,有道理,選你當村長。那麼,你的諾言必須在你執政期間要兌現,你不兌現那同樣要改選你,讓你下臺,肯定的。我提了這建議後,它真的放開。現在很多農村已經開始採取普選了。那我下一步,我的華藏中心就是全面普選了,華藏中心的主任可以有諸多的,你只要達到我的這種法定人數的提議和復議,那這個人就作為候選人了,那諸多候選人就在我中心裏面開始競選。然後就是,所有中心成員,到最後我會擴展到全國的華藏系統進行投票,能者上,糊塗蛋你下去,沒你的事,你別“站著毛坑不拉屎”,那不行,現在已經有這種制度在農村開始實施了,可能下一步到,不過到那時候有些人大呼:“吳澤恒,你這個混蛋,你讓我上當了!”我就是讓那個農村普選,因為農村一普選,一個鎮裏面有三分之一的農村普選,那肯定整個鎮就普選了,那鎮長就普選了,對不對?如果一個縣有三分之一的產生普選,那這個縣就普選了;一個省長有三分之一的普選,那他這個省長就普選了,要不然人家不幹了。如果咱們中國有三分之一的省開始普選,那咱們國家總統差不多也要開始普選了。它這種階段性過渡,所以我是從邊鼓開始敲,敲到中心,敲起來之後,把握這個度啊,現在還是在磨合。我先從科技發展入手,然後從經濟系統入手,再從各種制度的整合和統一入手,一步一步地靠攏,我現在在這樣做,也有很多人在這樣做,包括現在當局也在尋找這個方法,但不管誰做,反正都是百川歸海。我總結出我的經驗,我訴你們應該怎麼做,你也總結出來你的經驗,應該讓大家怎麼樣做,都圍繞一個:中華民族在二十一世紀能夠生存下去,然後其次再發展,如果發展得好,我們把握的航向把握好,那麼中華民族可以在下個世紀領導世界潮流。這一句話並不是一句空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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